这边，杭州飙车致人死亡的肇事者胡斌刚刚被以交通肇事罪一审 “顶格”判处三年有期徒刑，舆论风波未定；那边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23日对同样备受关注的孙伟铭因无证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、1人重伤案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并且“情节特别恶劣、后果特别严重”为由，判处被告人死刑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老实说，我对这两个判决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大备感恐惧和心寒。《刑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，是过失犯罪。过失犯罪，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”第十八条特别规定“醉酒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”

无论是人在清醒中在街头飙车，还是酒后驾车，驾驶人都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而这两者，也都属于“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”，因此两者都应负刑事责任。

而交通肇事罪则是属于无法预见却仍然发生的过失犯罪。因此，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街头飙车致人死亡的肇事者，有适用罪名明显失当之嫌。

而对于醉酒驾车致恶性交通事故肇事者，法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“顶格”以死刑论处，令人非常吃惊和意外。

孙伟铭醉酒驾车追尾后逃逸而致更为恶性的交通事故发生，只是过失犯罪的延续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行为，而并没有转化为间接故意行为。所谓间接故意，是行为人“明知”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。比如他明知撞伤了人，不积极施救会死人却仍然为了逃逸而放任其死亡，则可视为间接故意。但他为了逃逸而“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（这里即为随后的恶性交通事故）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”，则仍属过失犯罪范畴。

的确，我国的交通事故伤亡率远高于其他国家，人车矛盾也到了随时随地一触即发的时候。但是，死刑换不来交通文明，任何试图以“杀一儆百”的方式换取秩序和文明的做法，本身都是野蛮的和乌托邦的。文明的交通秩序和环境，需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严格的执法环境，另外就是法律对交通肇事的刑事处罚应该前置，不能只对结果问罪，而应像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，对酒后驾车、飙车、闯红灯等行为进行 “过程问罪”，不必等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发生，即行问罪；问活罪，不问死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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